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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社會的競爭

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另一個好社會的競爭模式,而且,他們未必願意看到的是這個好社會競爭者來自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中國。

作者: 知名媒體人 肖郎平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1-25

當羅斯福提出“免於飢餓和恐懼的自由”時,像他這樣深陷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優越感的白人精英,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會面臨雙重挑戰。

一方面,號稱富庶的美國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反貧困中竟然成效稀疏;另一方面,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卻後來居上,成功實現了這樣偉大的夙願。

中國不但擊潰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妖魔化言論,而且把自己的人民養得越來越好,擺脱貧困,實現全面同步小康。

中國反貧困的巨大成就,無疑將改變世界強國、大國之間關於社會公平的政治話語分配,成為建設好社會的模式選項中新的競爭者。

對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脱貧經驗無疑是本世紀贈送給全人類最好的禮物。


超越千年小康夢想

小康和大同是傳統儒家社會提出的兩大社會夢想。

什麼是小康呢?

這個詞源出《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讓老百姓稍事休息而已,按其本意要求並不高。

那麼,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所指稱的小康社會又指什麼?政治學者在比較研究後指出,鄧小平“小康社會”概念超越了傳統。

1979年12月6日,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紀末我國達到小康社會的構想。

“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只能説,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如果以世紀之交為分界點,那麼,中國用了20年時間建設小康社會,又用了20年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今,僅不到8年的時間。

一般來説,隨着經濟體量增大,越往後速度越慢。然而,實踐證明,在實現小康社會的道路上,中國跑出了加速度。

從社會分配來説,2010年前後中國貧富分化加劇出現基尼係數不斷擴大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多年不公佈該數字的情況。

全球歷史經驗都表明,扭轉貧富分化趨勢談何容易,可是中國做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分配的天平向普通民眾傾斜,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次生動體現。

就連“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感嘆:“毋庸置疑,近40年來中國奇蹟一般的飛速發展為其人民創造了過去4000年曆史都無法比擬的福祉。”

100年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邁出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步伐,一條紅船穿越歷史的滔天巨浪划向光明的未來。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毛澤東望着遠處連綿雄偉的太行山,對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説,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這個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兑現了。“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歷史將記錄這一刻的好成績。


不只是擺脱絕對貧困

中國歷史性地擺脱了絕對貧困,這是一個空前的奇蹟。然而,事實上,以今天中國脱貧的標準來説,這個成就實際上被低估了。

無論是就中國歷史作縱向比較,還是以聯合國及其他國家標準作橫向比較,這絕對不是僅僅擺脱絕對貧困而已。

絕對貧困的定義是僅僅着眼於基本物質生活的角度來説的,按照生物學標準把基本需要折算成貨幣預算。

1978年,錢納裏在世界銀行發佈的第一本《世界發展報告》前言中指出,“8億人口繼續陷入我稱之為的絕對貧困中:一個以營養不良、文盲、疾病、骯髒的環境、高嬰兒死亡率和低預期壽命為特點的生活條件,這個定義顯然是廣泛的,涵蓋了多維度的剝奪,但具體數字是以經濟資源衡量的貧困為基礎的”。

然而,我們都知道,中國脱貧標準是“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即收入達標,吃穿不愁,住房、教育、醫療三保障,有些省份還要加上安全飲水這一項基本保障。也就是説,實際上是以消除多維貧困為工作評價依據。

有的人説中國貧困標準低,一方面,不瞭解實際情況,簡單以貨幣數字來代替實際脱貧標準;另一方面,即使以貨幣數字為標準,世界銀行也明確指出中國標準高於世行標準。

以我所在的貴州省為例,好幾年前,貴陽市和貴安新區經濟條件相對較好,都提出了高標準脱貧的工作要求。原因在於,如果按照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為標準,當地就幾乎找不到貧困對象。中央明確指出不能擅自提高脱貧標準之後,地方政府的提法統一了,但相對貧困家庭的穩脱貧工作還要繼續。

有的地方,明明家裏有一座兩三層嶄新的大房子,僅從房子外觀來看就知道不屬於貧困對象。然而,門口赫然掛着貧困户信息卡。説起原因,基層幹部也無奈,驗收組説家裏沒有自來水就沒有達到“安全飲水”這條標準,必須列為脱貧對象。

10月份,我剛從原本是貴州最窮的麻山回來,又有新的感慨。政府按最高標準補助3.5萬元為一個低保户家庭重建房子,這點錢當然不夠,村幹部幫忙建房的8000多元勞務費暫時欠着,當家的中年男人自己賒賬買了6900元的門窗。而幫扶當地的私企,無償援助他建起了第二層。全年低保金加公益崗位收入超過3萬元,地板光潔,入户換拖鞋,家門口擺了50多盆杜鵑花,完全是小康人家的模樣。

我們無法想象,一個低保户的生活可以如此幸福,即使是歐美也難做到。而基層工作人員為貧困家庭墊資施工,私企為貧困家庭無償援建住房,在西方國家看來這是更加難以想象的。 


好社會的競爭

約翰·加爾佈雷斯被稱為繼凱恩斯之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如果從關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説,確乎如此,他絕不是不問世事的書齋學者。

加爾佈雷斯也被稱為美國第一個關注新型貧困的經濟學家,在那本名字頗有諷刺意味的《豐裕社會》一書中,他用睥睨全球的語氣寫道,貧困幾乎貫穿人類歷史,近代史上歐洲人居住的一個小角落出現了例外,可是和整個人類歷史相比而言仍微不足道,“在這裏,特別是在美國,才有巨大而十分空前的豐裕”。

然而,僅僅幾年之後,邁克爾·哈靈頓在《另一個美國》揭露了多達四五千萬美國人陷入貧困的事實。“不論是在道義上還是在正義層面,每個美國公民都應當致力於根除另一個美國的貧困,因為在世界上如此富有的國度中,出現這樣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難是不能容忍的。”

據説,哈靈頓的書影響了肯尼迪並促使後者在1964年下決心發起一場“無條件的戰爭”—反貧困。

然而,美國不僅沒有解決國內窮人的問題,也沒有如加爾佈雷斯充滿布道者情結所期望的那樣,消除地球上的窮人的問題。

直到今天,美國還有400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1800萬生活在赤貧中,有530萬人相當於第三世界的赤貧階層;而貧困發生率,則依然徘徊在12%~14%左右,和反貧困戰爭之初相比毫無變化。

美國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貧困與不平等”一欄標題下,有這樣一句話,“如今,美國的福利支出是19世紀60年代的16倍,但聯邦貧困率幾乎保持不變。”

上世紀80年代,哈靈頓回顧20多年的反貧困歷程發出這樣的感慨:“向貧困開戰以來的歲月表明,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社會里,貧困,甚至飢餓,根源於我們的結構、我們的制度、我們做事的常規方式。”

距離80年代又過去快40年了,假如哈靈頓再度審視美國尤其是反顧中國脱貧成就時,他對這番感慨也許會別有滋味在心頭。

的確,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另一個好社會的競爭模式,而且,他們未必願意看到的是這個好社會競爭者來自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中國。

加爾佈雷斯低估了貧困的嚴重性,僅僅將美國存在的貧困問題分為個人型貧困和孤島型貧困,這似乎不影響他夢想中的人道的好社會。作為對比,中國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能少。作為中國人,無論你是殘疾的個體,還是身處資源枯竭的孤島區域,沒有人會被落下,更別説是一個地區。

加爾佈雷斯對貧困的批判也不夠徹底,不是基於窮人的權利遭到侵犯乃至社會分配製度出了問題,只是認為這在現代美國太丟臉。他提出,在好社會里決不允許有人挨餓受凍。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經濟為好社會之本。經濟決定論是一個無情的力量。好社會的經濟體制應使所有的人受益”。

中國的經驗表明, 經濟只是解決貧困的基礎,但經濟決定論是無情的藉口,政治制度才是關鍵。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深層次邏輯決定的,而不像西方寄希望於利益集團良心發現。

當西方經濟學家不得不承認福利國家解決貧困的失敗時,超越資本主義和帝制傳統的中國道路,正在形成。

2018年4月26日,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朗西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稱,20世紀政治競爭的核心是建立在對立的世界觀上,而到了21世紀,競爭則是發生在有相同基本目標的不同版本之間。雙方都承諾經濟增長和共同繁榮,而中國的崛起證明,中國模式是一個可替代的選擇。 


人類的禮物

無論是把反貧困當成落實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也好,還是把反貧困當成內部的公平正義也好,反貧困並不容易實現。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執行過長達十年的“縮小差距”(Closing the Gap)計劃,而目標都落空了,甚至倒退了。這也再次説明,加爾佈雷斯在消除飢餓方面的“經濟決定論”認識是錯誤的。

發達國家,而且是人口不多的發達國家,在脱貧上無功而返。相反,中國擁有14億人口,但提前十年完成聯合國確立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兩項最重要任務—消除貧困和飢餓。

毫無疑問,中國改革開放以來8億人口脱貧是獻給世界和平發展的最好禮物,而中國為全球反貧困提供的經驗則是獻給人類的另一個最好禮物。

就在今年9月22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貴州的實踐”專題宣介會在貴州舉行。專題宣介會以“決戰脱貧攻堅”為主題以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來自拉美16個國家、7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的200多名領導人通過網絡視頻連線參會,部分拉美國家駐華使節現場與會。

貴州曾經在全國人均GDP中長期排名倒數第一,如今上升到第26名,自然地理素有“地無三尺平”之説。然而,2015年在西部率先實現縣縣通高速。拉美駐華使節代表團團長、烏拉圭駐華大使費爾南多·盧格里斯此行印象最深的,就是貴州完善的基礎設施,尤其是發達的路網,“我們在這個遍佈崇山峻嶺的地方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隧橋工程,這能為人們帶來更多公平發展的機會”。

盧格里斯感到驚歎的還有,一個過去貧窮的省份藉助科技取得巨大發展,這是傳達給世界的積極信號。“除了傳統產業創新外,生態旅遊、環境保護新舉措以及包括大數據在內的高科技應用都值得我們學習。”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主席、拉美政黨常設大會主席亞歷杭德羅·卡德納斯對中國在扶貧成績表示欽佩,認為只有制定科學政策並加以落實,消除貧困才有可能成功。

美洲基督教民主組織主席胡安·拉託雷對打通連接農村公路“最後一公里”的做法印象深刻,“只有執政黨具有強有力的執政力並出台有利於人民的政策,才能實現有效脱貧。這非常值得拉丁美洲國家學習借鑑”。

毋庸置疑,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到中國或者貴州等省份學習脱貧經驗。如果世界能夠拋開意識形態之爭,就一定會藉此重新認識政治之善。

世界銀行是開展全球貧困測量和監測最早的國際組織。半個世紀前,世界銀行憂心忡忡地發現,增長是不利於窮人的。半個世紀來,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沒有能力改寫這個結論。2017年12月15日,聯合國極端貧困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説,在美國,“如果你出身貧困,那麼猜猜看你的結局會怎麼樣?無法擺脱貧困”。

而中國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貧困户,成了總書記最牽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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