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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只有共產黨能幹成

能在八年內讓近一億貧困人口脱貧,和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小康社會,這個事只有共產黨能夠幹成。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幫助這麼多人脱貧。八年的脱貧攻堅充分彰顯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制度優勢。


作者:本刊記者 趙義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1-25

多年以後,當我們再回頭看2020年的中國,會想起什麼?一件事肯定是新冠疫情,另一件事則當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存在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

曾經説自己是從貧困窩子裏走出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有一段話讀來讓人動容,是在2015年説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是一個標誌性指標。對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強調,就是因為心裏還有些不託底……不能到了時候我們一邊宣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另一邊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扶貧標準線下。如果是那樣,必然會影響人民羣眾對全面小康社會的滿意度和國際社會對全面小康社會的認可度,也必然會影響我們黨在人民羣眾中的威望和我們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

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倫理的高度自覺。共產黨是一個在中國長期執政的政黨。西式民主的政黨輪流執政下,一個執政黨可以很自私地把某個社會問題往後推,但共產黨不能這麼幹。解決不了幾千萬人的貧困問題就宣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共產黨就會受到人民羣眾和國際社會的質疑。

有這種高度自覺,更要有辦法。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貧困人口數佔總人口的10%以下時,減貧就進入最艱難階段。簡而言之,這是因為到了這個階段,長期積累下的貧困問題多、根子深。

2020年3月6日,在決戰決勝脱貧攻堅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回憶自己來到貧困地區視察時的心情:“黨的十八大以來,我每年都到貧困地區考察調研,前幾年去,沿途山路顛顛簸簸,進了村坑坑窪窪,晴天塵土滿鞋,雨天道路泥濘,貧困户房子破破爛爛、有的家徒四壁,一些貧困羣眾一年也吃不上幾次肉,不少孩子沒有上學或中途輟學,很多人生病基本靠扛,看了心裏確實很沉重。”

脱貧現行標準是指農村居民每人每年生活水平在2300元以下(2010年不變價)。2012年年底,中國的貧困人口是9899萬,接近一個億。要在2020年現行標準下實現全部脱貧,每年要脱貧約1000萬人,每月脱貧要達到近100萬人,每分鐘脱貧約20人。其中,西部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革命老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程度深、扶貧成本高、脱貧難度大,是脱貧攻堅的短板。在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三區三州”又是“短板中的短板”,是需要下更大力氣的一個主戰場。“三區”,指西藏,新疆南疆的和田、阿克蘇、喀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四地州,以及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四省藏區。“三州”,則是指甘肅臨夏州、四川涼山州和雲南怒江州。有一句如此形容“三區三州”的特點:“有天無地,有山無田,有人無路”。

能在八年內讓近一億貧困人口脱貧,和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小康社會,這個事只有共產黨能夠幹成。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幫助這麼多人脱貧。八年的脱貧攻堅充分彰顯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的制度優勢。


管理體制

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讓這近一億人口脱貧,非舉全黨全國之力不可。舉全黨全國之力進行扶貧攻堅,資源要素廣泛集聚,各方資金大量投入,這就需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首先是在管理體制上實行中央統籌、省市負責、市縣抓落實。中央抓好統籌,做好政策制定、項目規劃、資金籌備、考核評價、總體運籌等工作。省級負起總責,做好目標確定、項目下達、資金投放、組織動員、檢查指導等工作。市(地)縣抓好落實,做好進度安排、項目落地、資金使用、人力調配、推進實施等工作。

2015年11月,中央貧困開發工作會議明確,到2020年,要“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脱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同年印發《關於打贏脱貧攻堅戰的決定》,22個省區市的書記和省長在脱貧攻堅責任書上簽字。這是給黨中央立的軍令狀,也是對各省區市黨委和政府脱貧攻堅工作進行考核的依據。除了省級黨政一把手,還要層層簽訂脱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軍令狀人們都熟悉,軍中無戲言,立了軍令狀,白紙黑字,那是要兑現的。考核不過關,那可是要追責的。這就保證了相關省份的黨政一把手會把脱貧攻堅當作“頭等大事”。

中共中央集中領導、一把手負責制、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熟悉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都清楚,這會調動起驚人的能量。

過去8年,習近平總書記走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到24個貧困村考察調研。脱貧攻堅是習近平總書記最關注和傾注心力最多的工作之一。對脱貧攻堅習近平總書記有一整套謀劃和部署。2013年11月3日,他在湖南十八洞村提出“精準扶貧”。2016年7月20日,他在銀川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2017年6月23日,他在北京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脱貧攻堅座談會。2019年4月16日,他在重慶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的跨省區座談會。2020年9月18日,他在湖南提出建立健全防止返貧長效機制,深入研究接續推進全面脱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在每一次脱貧攻堅專題會議之前,習近平總書記都會先到貧困地區調研,實地瞭解情況,聽取基層幹部羣眾意見,根據瞭解到的情況,每次會議都會圍繞一個主題,同時也提出面上的工作要求。在脱貧攻堅的每一個重要節點上,最高領導人通過多次親自主持跨省區座談會,針對不同的突出問題進行工作部署,可以説是為脱貧攻堅如期達成目標提供了最堅強的政治保證。

共產黨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幹部文化”。一方面是在黨的領導下,在全國範圍、一省範圍內等根據黨的工作需要進行幹部安排,另一方面是強調幹部不是官老爺,是要和老百姓幹在一起,為老百姓辦事的。無論是搞革命、搞建設,共產黨打開工作新局面的一大特色是輸送好乾部。

脱貧攻堅的主要難點是深度貧困。深度貧困不僅僅是説老百姓吃穿都成問題,而且也是説那裏失去了一個堅強的組織。據2017年的統計,全國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着60%的貧困人口,這些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嚴重滯後,村兩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強,四分之三的村無合作經濟組織,三分之二的村無集體經濟,無人管事、無人幹事、無錢辦事現象突出。

把一盤散沙的老百姓組織起來,是共產黨的獨家本領。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就能幹大事。脱貧攻堅以來,全國共派出25.5萬個駐村工作隊、累計選派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到貧困村和軟弱渙散村擔任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目前在崗的超過90萬。從一些典型案例就可以發現,選派的這些第一書記或駐村幹部,因為來自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在實際工作中往往能夠更好更快地推動項目和政策等的落地。比如你在發展光伏發電站的貧困村,可能就會看到來自工信部門的幹部的身影;你在協調貸款幫助農民發展特色產業的貧困村,可能就會看到來自農信社系統的幹部的身影。

2019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就專門提到:我時常牽掛着奮戰在脱貧一線的同志們,駐村幹部、第一書記工作很投入、很給力,一定要保重身體。 


精準扶貧

脱貧攻堅,精準是要義,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户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脱貧成效精準。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是打贏扶貧攻堅戰的根本路徑。2018年,第73屆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消除農村貧困的決議,把中國倡導的“精準扶貧”理念與實踐寫入其中。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就表示,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鑑。

自上而下層層壓責任,能夠以最快速度調動資源。同時,也可能會出現形式主義。像脱貧攻堅這種舉全黨全國之力進行、又有明確時間排期的大戰役,特別容易出形式主義。形式主義是脱貧攻堅的大敵。形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不願意去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分類施策,而是一刀切,因為這樣簡單快捷;一種是搞簡單的數字脱貧,滿足於單一的以收入來衡量的脱貧結果,不願意花大力氣去培育內生動力,甚至搞虛假脱貧。

2020年3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決戰決勝脱貧攻堅座談會。所有省區市主要負責同志都參加,中西部22個向中央簽了脱貧攻堅責任書的省份一直開到縣級。此時,脱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但剩餘的脱貧攻堅任務相當艱鉅,都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最難啃的骨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仍然屢禁不止,數字脱貧、虛假脱貧仍有發生,個別地區“一發了之”“一股了之”“一分了之”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部分貧困羣眾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

搞形式主義,有主動為之的,也有被動為之。2017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太原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脱貧攻堅座談會時指出,脱貧攻堅工作要實打實幹,不能搞花拳繡腿,不能搞繁文縟節,不能做表面文章。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材料反映,一些地方為了做到精準識貧、精準扶貧,搞了一大堆表格要下面填寫。一些基層幹部忙於填寫各類表格,加班加點,甚至沒有時間進村入户調研辦實事。

整個脱貧攻堅,我們實際上是既要和貧困作鬥爭,又要和一些地方的作秀、數字遊戲作鬥爭,不斷精簡和優化考核督查工作,讓基層幹部能夠把時間和精力集中到解難題、求實效、辦實事上來。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非常鮮明,就是要堅決杜絕數字脱貧、虛假脱貧,“要為黨中央適時宣佈打贏脱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數據支撐,確保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在扶貧攻堅中注意不斷改進工作作風,反對各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是中國精準脱貧方略的重要經驗。

在脱貧攻堅過程中,黨中央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堅持“五個一批”: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脱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脱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在過去5年,中國已經有960多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擺脱了貧困。易地扶貧搬遷主要針對的是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的極貧羣體。據最新數據,中央和地方投入近萬億資金,5年已建成安置房266萬多套。這種搬遷規模相當於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人口。其中,“苦瘠甲天下”的寧夏南部山區,脱貧攻堅以來陸續將百萬移民搬出了大山。

大規模異地搬遷移民不是“一搬了之”這麼簡單,實際上是一項極為複雜的社會工程。這種移民不是在市場無形之手作用下自發出現的,而是政府主導的結果。在新生地安居樂業是檢驗易地扶貧搬遷最終效果的關鍵。2020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視察時指出,要完善移民搬遷扶持政策,重點解決產業、就業、社會融入3件事情,確保搬遷羣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在脱貧攻堅過程中,湧現出各有特色的脱貧模式。這是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方略最生動的體現。比如扶貧車間的方式就是把企業流水線和生產車間建在農村,送崗上門、就近就業,農民在家門口就變成了產業工人,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弘德村説的:“鄉親們在家門口就業,雖然收入不比進城務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費用,還能照顧家庭,一舉多得。”

共產黨既講四個服從,又講充分發揮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新型舉國體制辦大事和各具特色的扶貧模式相得益彰,這正是中國治理體系活力的體現。既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又能激發出創新創造的積極性,這正是理解中國製度優勢的一大密碼。

2020年3月6日,在決戰決勝脱貧攻堅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這樣描述自己看到貧困地區巨大變化的心情:“這幾年,再去一些貧困村,看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道路平坦通暢,新房子一片連着一片,貧困羣眾吃穿不成問題,看到羣眾臉上洋溢着真誠淳樸的笑容,我心裏非常高興。”

 

東西部扶貧協作

組織東部地區支援西部地區,在中國已經搞了20多年。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是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大舉措。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過:“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

省級層面結對幫扶是東西部扶貧協作的傳統方式。2016年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要求東部經濟發達的市、區(縣)結對幫扶西部貧困市(州)、區(縣),把結對幫扶對象精準下沉到市縣層級。來自幫扶單位的幹部來到貧困地區,為脱貧攻堅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個國家發展的地區不平衡,是普遍現象。各個國家也有自己的解決辦法。像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在對自然災害的應急中也發展出了州際應急管理互助體系,聯邦政府層面也有各部門官員自願參與應急救援的志願者機制。但像中國這樣,先富地區大規模、長時間對口支援落後地區的辦法,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能夠做到。

扶貧協作不僅是要看給了多少錢、派了多少人、給了多少支持,這更是觀念互通、思路互動、技術互學、作風互鑑的過程。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也是市場經濟觀念、更加現代化的治理觀念等的擴散過程。通過互派幹部等做法,東部地區先進的理念、經驗等被傳播到西部貧困地區。

協作也不侷限於脱貧,東西部產業合作、優勢互補被當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課題,鼓勵大膽探索。貧困地區貧困人口九成以上是通過產業扶貧實現脱貧的,但總體上還是處在探索起步階段。已脱貧的地區和人口中,有的產業基礎比較薄弱,有的產業項目同質化嚴重,有的就業不夠穩定,有的政策性收入佔比高。據2020年年初各地初步摸底,已脱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

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大東西部產業協作,通過更加規範化、制度化、市場化的合作,壯大貧困地區產業,為貧困人口穩定脱貧和逐步致富提供堅實基礎。

總體來説,通過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實踐,中國建立起了脱貧攻堅制度體系,包括加強黨對脱貧工作的全面領導,建立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的責任體系,精準識別、精準脱貧的工作體系,上下聯動、統一協作的政策體系,保障資金、強化人力的投入體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幫扶體系,廣泛參與、合力攻堅的社會動員體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和最嚴格的考核評估體系。這套制度體系,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揭示了在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力量辦成大事的基本邏輯。

脱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黨中央明確提出,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總的目的就是要激發欠發達地區和農村低收入人口發展的內生動力,促進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黨中央明確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結合實際先做起來,為面上積累經驗。

在告別存在了千百年的絕對貧困之後,共產黨帶領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篇章正在徐徐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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